2022-11-21 20:40:04 | 人围观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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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德罗波夫（1914～1982）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神秘的总Z书记和国家元首。他在卫国战争中组织游击队打击敌寇，他指导镇压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他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克格勃当了15年第一把手，随后当了15个月苏共中央总Z书记便与世长辞。他到底是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的强硬派，还是锐意改革的自由派，是斯大林模式的继承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先导者，谁也说不清。
团干部—外交官—中央书记—克格勃
1940年，26岁的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次年，德国法西斯入侵，他组织了青年游击队，而他早在1936年就因糖尿病和体弱被免除兵役，因此并没有深入敌后建奇功。
战后，安德罗波夫成为外交界新星，于1954年～1957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56年，当地爆发反政府武装行动。他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立即建议莫斯科出兵镇压。
当时，安处于这次政治地震的震中，不仅目击了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和国家安全机关干部被“起义者”打死后倒挂在树上或电灯杆上的惨景，而且看到数千愤怒的匈牙利青年将斯大林铜像推倒后切割的场面。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后来认识到，苏联非改革不可，否则也可能出现自下而上的动乱。
安在处理匈牙利事件期间有一个小插曲。据时任匈牙利反政府武装纠察队队长的科帕奇事后回忆，“起义”失败后，他被押到苏联大使馆，安德罗波夫笑容可掬地饷以茶点，还建议他到新政府任职，科受宠若惊。安叫秘书派车送科去见新政府首脑卡达尔同志。没想到，科一出使馆楼门，就被塞进装甲车押送监狱，一关就是7年。苏联大使的黑色幽默令“反革命分子”终生难忘。
回国后安当了5年中联部长，1962年升为中央书记。当时他的远大理想是，有朝一日接替苏斯洛夫，执掌党的意识形态大权。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虽然他既不是赫鲁晓夫线上的人，也未参与倒赫阴谋，但赫下台后，苏共政治局“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坚持要把安赶出中央，让这个未来的竞争者去克格勃。这是因为，苏联史上尚无从克格勃回党中央的先例。
1967年5月安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一连干了15年。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茁壮成长，由惩罚机关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成了苏联的形象代言人。他因患眼疾而戴上的“蛤蟆镜”，被看作克格勃总头目的标志。
他很崇拜克格勃老祖宗捷尔任斯基，书房里挂的画像，既不是马列，也不是老勃，而是捷尔任斯基。他与捷尔任斯基一样，全身心投入克格勃的事业，亲自过问所有重大决策和行动。
他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建立对付西方特工机关和反苏组织渗透的新机构。
当时苏联约有3万名外勤专职间谍，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刺探国外机密，连西方各大城市商品价格的涨跌，也一日不漏地报回国内。
为加强对内控制，他建立了有800名干部的第五局，负责追查地下出版物，肃清意识形态异端邪说，用安德罗波夫的话来说，“我们竭力帮助那些思想混乱的人，使他们转变思想，消除混乱”。他签署命令，责成“密切监视被拒发去以色列签证的犹太人动向”。
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把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很简单：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受害者在精神病房里受尽折磨，被损坏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药物治成痴呆。
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的信条是“擒贼先擒王”：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两三个“首恶”或暗杀、或收买、或驱逐、或治成精神病，余者便不击自溃。
在安任克格勃主席期间，苏联出了一则政治笑话：
问：苏联哪座建筑物最高？
答：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勃大厦地下室。从那里可以观察苏联每个家庭、每个角落的动静。
但是后人还是认为，如果当时不是由安，而是由其他人来领导克格勃，苏联对内镇压可能会达到斯大林时代的规模。
安任克格勃主席期间，发生了三起重大的国际事端。捷克斯洛伐克想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于1968年闹起“布拉格之春”。安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的翻版，主张立即出兵镇压。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最高领导中有人慷慨激昂地要求对中国予以有力打击，安反对，勃列日涅夫赞同他的意见，没有同中国打仗，冲突渐渐平息。而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问题上，当时已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安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都是力主出兵的强硬派。
15个月的总Z书记
安德罗波夫在离开苏共中央书记处时留下一句话：“我还要回来的。”果然，苏斯洛夫死后，安不仅回来了，而且坐进了苏的办公室，最后当上了总Z书记。迄今为止，与安一样出身特工的大国元首仅三人，另两位是老布什和普京。
安接替勃列日涅夫出任总Z书记时，笔者在莫斯科当记者，听到两则政治笑话。
临终关怀
勃列日涅夫临终前把安德罗波夫叫来：“尤里，你看我死后谁统治苏联？”
“我。”安德罗波夫答。
“要是人民不跟你走呢？”
“那他们就只好跟你走。”
一致通过
政治局开会讨论老勃的继任人选，有人提议安德罗波夫。突然，房门打开，安端着冲锋枪喊道：
“举起手来！”政治局委员高举双手。
“放下左手！”大家只举右手。
“好，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安德罗波夫同志任总Z书记！”
当然，安上台并不像政治笑话说的那么容易。
到20世纪80年代初，老勃多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头脑迟钝，无力执政。
计划缜密的安德罗波夫使了两招：动摇勃的威信、打击党政机关中的勃列日涅夫分子。
1982年9月，勃在阿塞拜疆党代会上致词。他开始念一份别人起草的稿子，居然没有注意到讲稿同大会毫不相干……
会场骚动。勃的助手慌忙跑到他跟前，把真正的讲话稿交给他。他出丑的镜头通过电视里直播传遍世界。不是克格勃插手，谁有能耐制造这等丑闻？
安德罗波夫要清除的对手中，第一个是勃的副手和第一接班人——克里姆林宫二号人物安德烈·基里连科。安德罗波夫抓住了打算出逃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安德烈的女婿而被克格勃制止这一事实，从政治上搞垮了安德烈。
下一个牺牲者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茨维贡将军。勃列日涅夫让他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目的是监视安德罗波夫。1982年初，安德罗波夫立案调查一宗牵扯到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钻石盗窃案。茨维贡多方阻挠，并公开为外甥女辩护。几天以后，茨维贡头部中弹，死在克格勃总部办公室里。
现在轮到收拾老勃了。1982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65周年大庆，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非常冷，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要勃列日涅夫按惯例参加阅兵。勃列日涅夫在两位助手的扶持下，走一步停一步，艰难地登上了红场检阅台。他站了好几个小时，面部肿胀，肌肉僵硬，机械地向游行队伍挥动着麻木的手。三天后，苏联第四任元首与世长辞。一周后，安德罗波夫取代了勃列日涅夫在检阅台上的位置，为他举行国葬。
安德罗波夫一上台就励精图治，把整顿纪律、改进党风作为突破口。他在担任总Z书记的就职演说中号召，“向任何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作更有力的斗争”。
他的反腐肃贪运动，矛头直指官僚政权。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就有90多人，包括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在勃列日涅夫出生地乌克兰，25名党委第一书记有9名被罢免。在一度为勃列日涅夫领地的哈萨克，20名党政要员中有7人被整肃。他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和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以往关押“阶级敌人”的政治监狱，首次塞满了腐败官僚，极大地缓和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安德罗波夫被人民看作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明君英主”。
然而，他把长期盘踞在安乐窝里的近1/3的高官赶走后，用自己熟悉并信任的克格勃干部取而代之。在安德罗波夫时代，13名政治局委员中有3名克格勃将军，比例超过斯大林时代。
他能否成为“苏联的邓小平”？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处于停滞状态，靠出口能源和原材料，靠外国投资才勉强维持运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对东欧的控制已力不从心，国际上日益孤立；在科学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更严重的是，苏共越来越脱离群众。当时我认识的一位英国记者对苏联现实的概括虽然刻薄，倒也不失中肯：“领导装摸作样地相信马列，群众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
安德罗波夫是个明白人，他在他主持的首次中央全会上承认，苏联统治集团高高在上，对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一无所知。这是见诸报端的，未见报的言论更惊人：“苏联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是来自人民的困苦贫穷。”
安德罗波夫首先大刀阔斧地整肃劳动纪律。
一是完善法制。1983年1月，苏联政府通过了《整顿居民服务企业和机构工作制度决议》。8月，党中央和政府通过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决议》，用规章制度保证劳动纪律。
二是严格奖惩。工作表现好的职工在工资和奖金上有优待，还可优先得到住房、自留地和休养证；对于迟到、早退、旷工等破坏劳动纪律者则加重经济处罚，甚至解除劳动合同。
三是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发挥党政工团、同志审判会、人民监督委员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共同声讨违法乱纪现象。
对这些正确举措，下级在执行时虽说雷厉风行，但也难免简单粗暴。笔者在莫斯科有幸躬逢其盛。
在那些日子，莫斯科街头常常可以看到警察、便衣克格勃声色俱厉地盘问青壮年男女和老百姓振振有辞地辩解的场面。在执法人员看来，工作时间应当老老实实地上班，大白天逛商店、泡电影院，八成是旷工！
每天上午，酒店门前都会排起数十米的长队。这是因为，当局规定商店开始售酒的时间从每天上午10时推迟到中午12时。俄国酒鬼是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酒不可能留到第二天再喝。12时才开始卖酒，让酒鬼一早醒来无酒可喝，只好去上班，这一天就不至于“虚度”。
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成笑柄。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十分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他在三方面作了尝试。
第一，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承包单位比未承包单位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高20%～30%。
第二，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承包作业队。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5%～10%，工时损失减少1/2。
第三，扩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减少给企业下达的计划指标数量，提高合同作用，采用5年固定不变的经济定额，扩大企业在基金使用和物质鼓励方面的权力。
安德罗波夫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1983年苏联工业产值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扭转了多年来增长率不断下降和完不成计划的局面；农业产值增长5%；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3.5%；职工报酬有较多增长；市场供应明显改善。
安德罗波夫在理论上也有创新，强调应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迷信语录和照搬公式，号召按照生活实际在各方面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他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盲目冒进，意味着提出实现不了的任务”。这无疑是对勃列日涅夫关于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论断的修正和否定。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他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矛盾，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应轻视非对抗性矛盾，否则非对抗性矛盾很可能演变成严重冲突。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上，他认为社会主义国有制是不完善的，所有制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过程，不应简单化”。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他公开承认苏联制度缺乏民主。
作为一位稳健的政治家，安德罗波夫虽然明白苏联社会亟待变革，但他所采取的是谨慎的、量力而行的步骤，目的是完善，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是为了使专制的国家机器更好地运作从而改善人民生活。
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多数认为，安德罗波夫未必能成为“苏联的邓小平”。
一是由于他虽然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弊病有所了解，但害怕动摇这一体制；
二是他对应该怎么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并无定见；
三是他未能组成思想解放、精明强干的领导班子；
四是他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成见太深。安德罗波夫病重时，有人建议请西方名医来会诊。安德罗波夫说：“我们一直说我们的制度优越，现在最高领导生病，反倒要求助于西方医师，我宁死也不干。”
当然，还有身体原因，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历史留给他的执政时间也太短了，满打满算，他执政只有15个月，其中3个多月又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未及大展宏图，否则20世纪末的苏联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走向。
他有良好的口碑
安德罗波夫身材颀长，举止文雅，富有教养，颇有学者风度。他英语流利，喜欢看原版英文小说，还擅长写爱情诗，但千方百计掩饰这些“资产阶级趣味”。他记忆力过人，几乎能逐字逐句地复述刚看完的百页文字。
就个人品质论，他极富魅力，能深入群众，平等待人，对秘书和周围工作人员给予高度信任。他反对奢侈豪华，工作态度孜孜不倦。这些都使他比冷酷的斯大林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更能受到下属和群众的拥护。
安德罗波夫不论对家人，还是对自己，都始终严格要求，不搞特权，不谋私利。同勃列日涅夫和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契尔年科等高级干部一样，他住在库图佐夫大街临街的一栋公寓里，也就一套面积两三百平方米的四居室。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后，楼墙上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纪念牌被人敲掉，而安德罗波夫的纪念牌迄今仍安然无恙。
他的一个亲属是某剧团的二三流演员，一般都演配角。但在安德罗波夫出任总Z书记后，他的这位亲属也跟着得到提升，突然演起了主角。安德罗波夫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剧团团长：“为什么您让我这亲属演主角？他还不配！他只能跑龙套！”
身为总Z书记，安德罗波夫的月薪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样，为1200卢布，相当于当时苏联职工平均月薪的5～6倍。但他省吃俭用，常常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秘书，让他给一所孤儿院的孩子们买短上衣。有一天，这所孤儿院的女院长找到秘书，再三央求：“您给孩子们买的短上衣已经堆成山，都没地儿放了。您还是给孩子们买点儿别的东西吧！”秘书说：“不行，既然总Z书记叫我买短上衣，就只能买短上衣！”
曾任安德罗波夫专车司机30年的雷日科夫说，安不是一位难伺候的领导，他不像苏斯洛夫那样坚持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40公里以下，也不像乌斯季诺夫元帅那样逼着司机把油门轰到底。他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喜欢自己驾车，让保镖心惊肉跳，也不要求别人为他开车门。如果时间充裕，他会让车速保持在每小时80公里左右，如果有急事，也能让车开到时速140公里。
安德罗波夫的时间观念极强，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有事邀人面谈，此人到他的接待室，待约定时间一到，秘书就会立刻请此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这时，不论他在跟谁谈话，也不论是否已经谈完，他都会马上对其下“逐客令”，转而接待预约者。
苏联解体后，几乎所有苏联最高领导都遭人诟病，安德罗波夫是唯一的例外。不仅如此，他于30年代～40年代任共青团领导的卡累利阿，2004年6月为他新立了一座3.5米高的不锈钢纪念碑。这是苏联解体后首次为原苏联领导人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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